學士薛所蘊情系懷川
□董沁生
□董沁生
更新時間：2025/8/15 11:13:07 來源：焦作晚報
經典山陽
薛所蘊（1600年~1667年），字子展，明懷慶府孟縣（今孟州）人，明末清初教育家、文學家，“中州詩壇”領軍人物。其17歲中秀才，鄉試中舉后授山西省襄陵縣（今襄汾縣）知縣，因政績突出，崇禎帝親自召見，任其為翰林院檢討、國子監司業。其曾一度歸降大順政權，后又歸順清朝政府，深受重用，歷任國子監祭酒、弘文院學士、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、資政大夫等職。回鄉省親及辭官還鄉之后，他捐資修建余濟河。他一生愛好詩文，著作頗豐，有《澹友軒文集》、正續《槨庵詩集》等書卷流行于世。
滿腹珠璣 仕途順暢
薛所蘊世居孟縣城北五緱村，自幼聰明穎悟，四五歲時就喜讀《四書》《五經》等書。《孟縣志》載其：“嘗讀書太行之竹塢，自號行塢，生而夙慧，比長，好學不倦，事親以孝聞。”
明萬歷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，薛所蘊考中秀才，后鄉試中舉；崇禎元年（1628年），進士及第，遠赴山西省襄陵縣任知縣。襄陵是個千年古縣，為晉襄公陵墓所在地，西漢始置襄陵縣。在知縣任上，薛所蘊恪盡職守，勵精圖治，倡廉潔、保平安、興教育，“操守嚴潔，俸薪外一介不茍取”。1630年，薛所蘊為防范流寇擾城襲民，招募兵丁千余名，備戰訓練，且親率人馬英勇作戰，成功擊潰流寇近2000名，誓保城固民安，倍受百姓信任與好評。他還高度重視當地文化教育，開辦學校，培育英才，重修靈光寺并立碑記載。《襄陵縣志》載：“靈光寺始建于金皇統年間，由平陽府尹楊伯雄撰寫記文，后由知縣薛所蘊重修，并立有碑文。”
崇禎六年（1633年），由于政績突出，崇禎帝親自召見薛所蘊，見其行為舉止端正得體、學富五車，便任命為翰林院檢討。臨行前，襄陵百姓難舍難分，熱淚相送。史載：“勤于為政，逾年大治，暨去任，士民建祠，肖像以祀。”
薛所蘊任翰林院檢討時，先后兩次主持禮部會試的錄取工作，均能堅持原則，廣招人才，公平公正，任人唯賢，后被任命為國子監司業等職，可謂仕途順暢，前途無量。
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，崇禎帝自縊，明朝滅亡，史稱“甲申事變”。在這種變化無常的局勢中，薛所蘊歸降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權，仍任國子監司業，“號召諸生，令多作文字，以待李闖幸學”。
清順治元年（1644年）五月，清軍攻陷北平，大順政權垮臺，薛所蘊降清。經太師范文程舉薦，恢復其明朝官職；次年升為國子監祭酒，主要負責教育漢滿大臣子弟，并開設八旗教習，訓導諸生。
面對清軍入關與李自成部敗逃后動蕩不安的復雜社會局面，薛所蘊憂國憂民，出謀劃策，建議朝廷“招其卒，收其眾，以紓民難”。順治帝予以采納，馬上招撫改編李際遇、劉洪起等農民起義軍將領，并授予職銜，“將見千里中原，可坐而定”。為保國泰民安，薛所蘊盡顯忠誠，他不畏艱險，親自赴河南說服李際遇的弟弟二撓頭及其部將張陽、劉繼漢等解兵歸服。但清朝統治者歧視漢官，尤其降清人員，譏諷為“貳臣”，薛所蘊一時郁郁不得志，因多招幾名學生，就受到降級處分。更令其氣憤的是，總兵任珍部下有不法行為，順治帝便遷怒于任珍，要將其處死。眾多漢官不服，爭相進諫，直言免死，這更讓順治帝惱怒，懷疑他們“鬻獄”（意為受財枉法、結黨營私），于是當即決意治罪群臣。關鍵時刻，薛所蘊挺身而出，肝膽相照，仗義直言，終促使順治帝迷途知返，看清形勢，不僅赦免眾臣無罪，還免任珍一死。
故鄉情深 疏河造橋
清順治四年（1647年），薛所蘊回鄉省親，聞聽地跨孟縣、河內（今沁陽）、濟源，且主要用于孟縣灌溉的余濟河多年失修、河渠淤塞，便決心疏浚河道，造福鄉鄰。為此，他專赴河內柏香鎮拜訪姻親楊挺生。
柏香鎮與濟源相鄰，楊挺生是原寧夏巡撫、河內名紳楊嗣修之子，其父因捐資修建河內縣城和柏香鎮“善建城”而聞名。楊挺生喜交士人、有政聲，曾任推官，暮年居鄉。因此，薛所蘊特邀楊挺生一起查看位于濟源、河內的余濟河及上游主要水源永利渠，準備從源頭上下功夫進行治理。之后，薛所蘊又親自拜訪原通政使段國璋、原監察御史周維新，得到贊同后，立馬組織濟源、河內、孟縣相關人員共同研制疏河計劃，由孟縣負責提交疏浚余濟河方案。經懷慶府批準后，于1647年6月6日正式動工疏河。為保障疏河資金，帶動當地名紳富豪捐資修河，薛所蘊親自帶頭捐贈白銀200兩，修建河渠大橋，上設渡漕，保障了余濟河疏浚工程順利完工，可灌溉河內南部和孟縣北部大多良田。
清順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薛所蘊調往順天府任府丞，次年晉太仆寺卿，后又改詹事府詹事，升禮部右侍郎，仍兼學士，后轉左侍郎，晉階資政大夫。
1657年，薛所蘊辭官還鄉，依舊關心余濟河的運轉情況，并與時任孟縣知縣劉木普一起制訂修河計劃，全面整修，保障暢通，充分發揮余濟河的灌溉作用。薛所蘊在《重浚余濟河渠記》一文中寫道：“經河內之大衛、王亮、葛萬入孟之曲村……而民始獲溉田之益。”
薛所蘊是個孝子，居鄉期間，孝順父母，教育子孫，“抵家日，父母尚無恙，于翕園攜諸弟子侄，唱和以娛親，封資政公，年垂九十乃卒”。
閑暇時間，薛所蘊尤喜訪親拜友，游覽懷慶府名山大川，并與旅居河內的王鐸一起外出游覽山水，賦詩作文。
王鐸是明末清初著名書法家，與薛所蘊不僅是姻親關系，且興趣一致，經歷相似，同為“二臣”。薛所蘊與王鐸在河內多游東湖（即天鵝湖）、紫金壇（今沁陽神農山主峰）、臨川寺等，寫下大量詩作，被收入《河內縣志》《懷慶府志》《河南通志》等。其中《紫金壇》一詩寫道：“勝節登臨最上方，紫金壇頂郁蒼蒼。千盤嵩室三花小，九曲河流一帶黃。”
順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春，薛所蘊到衛輝府看望摯友孫奇逢，住風景秀麗的百泉，偶在蘇門山亂石中發現散落的宋代《淳化閣帖》殘石，便花重金購置補刻后運回孟縣收藏，成為稀世珍品。現孟州市博物館保存有30余塊《淳化閣帖》刻石，多為薛所蘊家族舊藏，極具重要文物價值。
中州大家 懷府留名
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三月初六，薛所蘊于孟縣病逝，享年67歲。康熙帝聞訊特派特使攜禮品到孟縣吊祭。
但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到了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，乾隆帝認為薛所蘊等人先降李自成、后降清朝，大節有虧，應列入《貳臣傳》。一年之后，乾隆帝又命史官將薛所蘊等人從《貳臣傳》中移出，列入《逆臣傳》，導致乾隆年間的《懷慶府志》《孟縣志》都不敢積極評價薛所蘊的一生功績。
有道是人過留名，薛所蘊仕途一生，功不可沒，尤其留下的《澹友軒文集》、正續《槨庵詩集》及《里音正訛》等書卷流行于世。明末清初詩壇盟主、明史館副總裁錢謙益評價薛所蘊詩文：“薛學士桴庵以文學、經濟為一世所宗，而尤喜作詩，其詩渾涵汪汪，千匯萬狀，兼古今而有之，今日之杜少陵也。”
現孟州市河陽街道緱村鎮有薛所蘊故居和薛氏宗祠。其故居為78、80號院，屬清代建筑，坐南向北，原為三進院落，現僅存三進院正房、東西廂房、二進院西廂房和二門門樓。
薛氏宗祠始建于明末清初，占地1323平方米，坐南朝北，布局完整，由街房、廳房、后樓房組成。祠內現存清康熙六年諭祭碑以及清乾隆、道光年間重修碑刻13通。2021年12月7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薛氏宗祠為第八批文物保護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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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所蘊（1600年~1667年），字子展，明懷慶府孟縣（今孟州）人，明末清初教育家、文學家，“中州詩壇”領軍人物。其17歲中秀才，鄉試中舉后授山西省襄陵縣（今襄汾縣）知縣，因政績突出，崇禎帝親自召見，任其為翰林院檢討、國子監司業。其曾一度歸降大順政權，后又歸順清朝政府，深受重用，歷任國子監祭酒、弘文院學士、禮部右侍郎轉左侍郎、資政大夫等職。回鄉省親及辭官還鄉之后，他捐資修建余濟河。他一生愛好詩文，著作頗豐，有《澹友軒文集》、正續《槨庵詩集》等書卷流行于世。
滿腹珠璣 仕途順暢
薛所蘊世居孟縣城北五緱村，自幼聰明穎悟，四五歲時就喜讀《四書》《五經》等書。《孟縣志》載其：“嘗讀書太行之竹塢，自號行塢，生而夙慧，比長，好學不倦，事親以孝聞。”
明萬歷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，薛所蘊考中秀才，后鄉試中舉；崇禎元年（1628年），進士及第，遠赴山西省襄陵縣任知縣。襄陵是個千年古縣，為晉襄公陵墓所在地，西漢始置襄陵縣。在知縣任上，薛所蘊恪盡職守，勵精圖治，倡廉潔、保平安、興教育，“操守嚴潔，俸薪外一介不茍取”。1630年，薛所蘊為防范流寇擾城襲民，招募兵丁千余名，備戰訓練，且親率人馬英勇作戰，成功擊潰流寇近2000名，誓保城固民安，倍受百姓信任與好評。他還高度重視當地文化教育，開辦學校，培育英才，重修靈光寺并立碑記載。《襄陵縣志》載：“靈光寺始建于金皇統年間，由平陽府尹楊伯雄撰寫記文，后由知縣薛所蘊重修，并立有碑文。”
崇禎六年（1633年），由于政績突出，崇禎帝親自召見薛所蘊，見其行為舉止端正得體、學富五車，便任命為翰林院檢討。臨行前，襄陵百姓難舍難分，熱淚相送。史載：“勤于為政，逾年大治，暨去任，士民建祠，肖像以祀。”
薛所蘊任翰林院檢討時，先后兩次主持禮部會試的錄取工作，均能堅持原則，廣招人才，公平公正，任人唯賢，后被任命為國子監司業等職，可謂仕途順暢，前途無量。
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，崇禎帝自縊，明朝滅亡，史稱“甲申事變”。在這種變化無常的局勢中，薛所蘊歸降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權，仍任國子監司業，“號召諸生，令多作文字，以待李闖幸學”。
清順治元年（1644年）五月，清軍攻陷北平，大順政權垮臺，薛所蘊降清。經太師范文程舉薦，恢復其明朝官職；次年升為國子監祭酒，主要負責教育漢滿大臣子弟，并開設八旗教習，訓導諸生。
面對清軍入關與李自成部敗逃后動蕩不安的復雜社會局面，薛所蘊憂國憂民，出謀劃策，建議朝廷“招其卒，收其眾，以紓民難”。順治帝予以采納，馬上招撫改編李際遇、劉洪起等農民起義軍將領，并授予職銜，“將見千里中原，可坐而定”。為保國泰民安，薛所蘊盡顯忠誠，他不畏艱險，親自赴河南說服李際遇的弟弟二撓頭及其部將張陽、劉繼漢等解兵歸服。但清朝統治者歧視漢官，尤其降清人員，譏諷為“貳臣”，薛所蘊一時郁郁不得志，因多招幾名學生，就受到降級處分。更令其氣憤的是，總兵任珍部下有不法行為，順治帝便遷怒于任珍，要將其處死。眾多漢官不服，爭相進諫，直言免死，這更讓順治帝惱怒，懷疑他們“鬻獄”（意為受財枉法、結黨營私），于是當即決意治罪群臣。關鍵時刻，薛所蘊挺身而出，肝膽相照，仗義直言，終促使順治帝迷途知返，看清形勢，不僅赦免眾臣無罪，還免任珍一死。
故鄉情深 疏河造橋
清順治四年（1647年），薛所蘊回鄉省親，聞聽地跨孟縣、河內（今沁陽）、濟源，且主要用于孟縣灌溉的余濟河多年失修、河渠淤塞，便決心疏浚河道，造福鄉鄰。為此，他專赴河內柏香鎮拜訪姻親楊挺生。
柏香鎮與濟源相鄰，楊挺生是原寧夏巡撫、河內名紳楊嗣修之子，其父因捐資修建河內縣城和柏香鎮“善建城”而聞名。楊挺生喜交士人、有政聲，曾任推官，暮年居鄉。因此，薛所蘊特邀楊挺生一起查看位于濟源、河內的余濟河及上游主要水源永利渠，準備從源頭上下功夫進行治理。之后，薛所蘊又親自拜訪原通政使段國璋、原監察御史周維新，得到贊同后，立馬組織濟源、河內、孟縣相關人員共同研制疏河計劃，由孟縣負責提交疏浚余濟河方案。經懷慶府批準后，于1647年6月6日正式動工疏河。為保障疏河資金，帶動當地名紳富豪捐資修河，薛所蘊親自帶頭捐贈白銀200兩，修建河渠大橋，上設渡漕，保障了余濟河疏浚工程順利完工，可灌溉河內南部和孟縣北部大多良田。
清順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薛所蘊調往順天府任府丞，次年晉太仆寺卿，后又改詹事府詹事，升禮部右侍郎，仍兼學士，后轉左侍郎，晉階資政大夫。
1657年，薛所蘊辭官還鄉，依舊關心余濟河的運轉情況，并與時任孟縣知縣劉木普一起制訂修河計劃，全面整修，保障暢通，充分發揮余濟河的灌溉作用。薛所蘊在《重浚余濟河渠記》一文中寫道：“經河內之大衛、王亮、葛萬入孟之曲村……而民始獲溉田之益。”
薛所蘊是個孝子，居鄉期間，孝順父母，教育子孫，“抵家日，父母尚無恙，于翕園攜諸弟子侄，唱和以娛親，封資政公，年垂九十乃卒”。
閑暇時間，薛所蘊尤喜訪親拜友，游覽懷慶府名山大川，并與旅居河內的王鐸一起外出游覽山水，賦詩作文。
王鐸是明末清初著名書法家，與薛所蘊不僅是姻親關系，且興趣一致，經歷相似，同為“二臣”。薛所蘊與王鐸在河內多游東湖（即天鵝湖）、紫金壇（今沁陽神農山主峰）、臨川寺等，寫下大量詩作，被收入《河內縣志》《懷慶府志》《河南通志》等。其中《紫金壇》一詩寫道：“勝節登臨最上方，紫金壇頂郁蒼蒼。千盤嵩室三花小，九曲河流一帶黃。”
順治十七年（1660年）春，薛所蘊到衛輝府看望摯友孫奇逢，住風景秀麗的百泉，偶在蘇門山亂石中發現散落的宋代《淳化閣帖》殘石，便花重金購置補刻后運回孟縣收藏，成為稀世珍品。現孟州市博物館保存有30余塊《淳化閣帖》刻石，多為薛所蘊家族舊藏，極具重要文物價值。
中州大家 懷府留名
康熙六年（1667年）三月初六，薛所蘊于孟縣病逝，享年67歲。康熙帝聞訊特派特使攜禮品到孟縣吊祭。
但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，到了清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年），乾隆帝認為薛所蘊等人先降李自成、后降清朝，大節有虧，應列入《貳臣傳》。一年之后，乾隆帝又命史官將薛所蘊等人從《貳臣傳》中移出，列入《逆臣傳》，導致乾隆年間的《懷慶府志》《孟縣志》都不敢積極評價薛所蘊的一生功績。
有道是人過留名，薛所蘊仕途一生，功不可沒，尤其留下的《澹友軒文集》、正續《槨庵詩集》及《里音正訛》等書卷流行于世。明末清初詩壇盟主、明史館副總裁錢謙益評價薛所蘊詩文：“薛學士桴庵以文學、經濟為一世所宗，而尤喜作詩，其詩渾涵汪汪，千匯萬狀，兼古今而有之，今日之杜少陵也。”
現孟州市河陽街道緱村鎮有薛所蘊故居和薛氏宗祠。其故居為78、80號院，屬清代建筑，坐南向北，原為三進院落，現僅存三進院正房、東西廂房、二進院西廂房和二門門樓。
薛氏宗祠始建于明末清初，占地1323平方米，坐南朝北，布局完整，由街房、廳房、后樓房組成。祠內現存清康熙六年諭祭碑以及清乾隆、道光年間重修碑刻13通。2021年12月7日，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薛氏宗祠為第八批文物保護單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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